回想起來，1982年是頗多喜悅的一年。先是認識了「香港業餘填詞人協會」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搞比賽。賽後，想不到自己的事業也有較好的發展，是年八月，進了《香港商報》做事，是娛樂版的助理編輯，這自然比原先所幹的中文植字更適合自己（相信新一代也不知道甚麼是中文植字了）。
同年十一月，香港業餘填詞人協會改選，又逢大變。
這個會畢竟是業餘組織，人才流失問題頗常見，也只不過剛搞完比賽，就已有不少人各奔前程，在會裡消失。
也許是協會的朋友知我剛返報館的新工作，對宣傳協會可能有幫助，動議選我為主席。我嚇得面青，自知並非領袖人才，坐上主席位，怕對協會不利，於是連聲拒絕。
但是，拒絕無效。最終還是給推選為主席。事實既成，也就只有悉力以赴。不過，始終肯定這個位子是不適合自己去坐的。一次，《香港商報》的娛樂版主編也知我做了協會的主席，我訥訥的道：「是蜀中無大將！」
做這個主席，真是有助於認識圈中人的，並間接有助於我的歌評生涯。猶記協會新年度開始，我便一連搞了三個講座，一次是鄭國江主講的，一次是卡龍葉漢良主講的，還有一次是由樂評人羅鏘鳴（他當時用的筆名是「周慕瑜」，甚至還以這個筆名替歌星填了好些歌詞，1984年，他移居加拿大，在《成報》由「周慕瑜」寫的樂評專欄，由我繼承過去，可是《成報》的主編不想換筆名，無論誰接寫那個專欄，都要叫「周慕瑜」）主講的，也是這期間，才開始跟鄭國江、卡龍、羅鏘鳴有更多的交往，不過，與他們三人的關係，只有羅鏘鳴讓我感到無拘無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