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社會至少有Ａ和Ｂ兩個大階層，粵語歌曲的優雅作品在Ａ階層並不大獲欣賞，但也沒有途徑讓Ａ階層以外的其他階層得悉傳揚。Ａ階層最喜歡也最接受的是「水準之粗糙低俗，實在已是在社會標準之下」的作品。另一Ｂ階層，愛聽的當是英文歌、國語歌甚至是王心帆粵曲唐滌生粵劇等優雅之作，他們沒有渠道知道粵語歌曲裡有優雅作品，而即使偶爾碰上，也看不上眼，上不了心！Ｂ階層不斷以所知的在Ａ階層最盛行的「低俗」粵語歌來以偏概全，以最簡化的描述替代複雜的實際情況指摘粵語歌「低俗」，一般人經Ｂ階層這些論調反覆洗腦，便感到當時「所有」的粵語歌都是「低俗」的……
《飛哥跌落坑渠》，應是Ａ階層最喜歡也最接受的作品之典型……變為Ｂ階層樂以用於說明粵語歌「低俗」的例子，而且百用不厭，甚至變成Ｂ階層少數記得起的例子。於是，《飛哥跌落坑渠》在Ａ、Ｂ兩大階層俱流傳彌久而不衰……
這個解釋，自然是粗糙的。它大有可以改進和深化的餘地。
為了清楚，我們還得從五十年代初、中期香港大眾音樂文化的環境說起，那個時候，霸主是粵劇、粵曲，是香港八、九成人口的日常娛樂，即使是電影，也難逃它的「魔掌」（可參閱那時，紅伶就是電影紅星！（修訂版））；國語時代曲也很有地位，因為從北方南來的商賈與文化人俱用它們作為懷鄉之資，而聽國語時代曲亦是有錢有地位有文化的象徵；英語流行曲是時在香港亦漸佔一個重要角色，它是殖民宗主國的「潮」文化，「番書仔」（當時香港有很多以英語為日常教學語言的學校，人們把這些學校的學生稱為「番書仔」）都無不趨之若鶩，說英語的華人是「高級」華人，聽唱英文歌的也有類同的感覺。
就在這三座大山的欺壓下，早期粵語流行曲艱難地尋找生長的空間。
讀者不要以為，粵語流行曲跟粵劇、粵曲是一脈相承的，後者又怎會「欺壓」前者呢？其實不然，當時的粵劇、粵曲以唱梆黃為正宗，小曲（一個常常與粵語流行曲攪拌在一起而難分難解的概念，「小曲」原意是指那些常給填上詞用到粵劇、粵曲去的現成曲調）只是末流，一百個紅伶有九十八個都不屑於灌唱，而一般粵劇、粵曲迷，感到粵語流行曲也就是「小曲」罷了，不會多加注意和區分。
現在回看上文對「傳俗不傳雅」的初步解釋，提到當時社會有Ａ和Ｂ兩個大階層：
Ａ階層 ── 最喜歡「低俗」之作，
對粵語歌曲的優雅作品，雖不至於抗拒，接受的並不多。
Ｂ階層── 沒有渠道知道粵語歌曲裡有優雅的作品，
偶爾碰上，也看不上眼，上不了心。
討厭低俗，不斷以所知的在Ａ階層最盛行的「低俗」粵語歌來以偏概全，
以最簡化的描述替代複雜的實際情況指摘粵語歌「低俗」。
當然，他們也不會有誰會耐心去了解和研究粵語歌的實際情況。
由這Ａ、Ｂ兩大階層，筆者聯想到內地人和香港人也是兩大階層，為甚麼電影《南京！南京！》在國內票房過億，在香港卻只有120萬的票房？又如《集結號》，在國內有頗大的反響，在香港，卻幾乎是全無反應。只緣這兩大階層，口味各異，某個階層的人看得爽的在另一個階層全不共鳴！回說那Ａ、Ｂ階層，仔細審視一下，Ａ階層的人應以草根階層為主，Ｂ階層則當以中、上階層為主，當中尤其不可忽視的是，Ｂ階層裡有無數的知識分子或南來文人，他們是傳媒話語權的掌控者，粵語歌曲粗俗不粗俗、有沒有優雅作品，唯有Ｂ階層的這些知識分子或南來文人說了算。
現實是，傳媒以至學術評論向來都異口同聲的像黃霑後來那般說：五、六十年代粵語歌「水準之粗糙低俗，實在已是在社會標準之下」，從五十年代至今天，從未變過。這絕對是因為知識分子或南來文人「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心想見的就會見到，心不想見的放到眼前也見不到），並且「薪火相傳」地使用草根階層所沒有的傳媒話語權不斷強化這個說法，使人們普遍形成一種刻板印象 ──早期粵語歌？粗！俗！ ──而從來不會再深究。
「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是成見的一種，而它的形成，簡而言之還不是口味（口味者，一個人緣於成長的文化背景及所受的社會建構而形成的審美傾向）問題！且重溫一下筆者之前在「本土傳統大眾音樂文化的晚霞──粵語電影原創歌曲（1961-1969）淺探」裡所舉的其中兩個「傳俗不傳雅」的例子：
◆曾寫出過很多著名的國語時代曲的音樂人李厚襄，在1950年代後期邵氏開拍粵語片時期，曾寫了很多粵語電影插曲，其中流傳最廣的是讓人覺得有點「低俗」的《榴槤飄香》。
◆顧嘉煇在1960年代後期所寫的四部粵語片的國語歌曲，雖錄了唱片，卻全數沒能好好的流傳開去！羅文唱都不管用啊！此外，有「煇」就有「黃」，黃霑為《青春玫瑰》所寫的幾首優雅之作，命運同樣是縱使錄了唱片還是傳不開去。
像李厚襄、黃霑寫的粵語電影原創歌曲以至顧嘉煇寫的粵語片裡的原創國語歌，真是最能說明問題。李厚襄寫的國語時代曲著名的真不少，但他替邵氏粵語片部製作的幾部粵語電影所寫的插曲，看得出都是用心寫的，但似乎僅有一首《榴槤飄香》能流行起來，而筆者曾以為不是他寫的，因為很懷疑：他怎會寫這種「低俗」的調子？（不自覺的被刻板印象牽着走了，《榴槤飄香》算是低俗嗎？）
基於口味，雖然那些粵語片是邵氏出品，相信當時的Ｂ階層真是沒幾個會去看。同樣，1960年代後期，電影公司拍粵語片而找來顧嘉煇寫國語插曲，目的也許是想讓觀眾感到影片「高檔」一點，結果只是使慣看粵語片的Ａ階層觀眾感到隔閡，而Ｂ階層仍然是沒幾個去看的，於是，在傳媒上誰會提到顧嘉煇這批作品呢？「雅」，是沒法傳，只有「俗」在不斷地傳，兩個階層都在傳，一個階層是為了愉悅而傳，一個階層是為了批評指摘而傳。至於當時的一般年青人，受光環效應的影響，很自然就會投向英文歌和國語歌，尤其當見到粵語歌唱片的製作總是因陋就簡（這是另一個怪圈：不賣錢→乏人投資乏資金→製作因陋就簡→不賣錢），調頭走的就更多。
故此到了今天，當我們都被緊緊地錨定了，慣於開口閉口指摘早期粵語流行曲：粗！俗！的時候，何妨多花點心力，轉念想想：那時搞粵語流行曲的人士何嘗沒想過搞精緻和優雅的……但根本沒有幾個人會留意，根本沒有出路，就等於現在要在香港推廣七月初七中國情人節，那是「嘥心機捱眼睏」（徒費心血而無功）！可重要的是，當年的人並沒有因為「嘥心機捱眼睏」而放棄，是後人很少機會見得到這些心血罷了。
其實，認為早期粵語流行曲：粗！俗！的惡性循環到今天都沒有停止過，像現在電視上一旦有一個懷舊環節，要唱些早期粵語流行曲，歌手選唱的還不是那些粗俗的《海上風光》、《扮靚仔》、《行快Ｄ啦》？他們會唱黃霑為陳寶珠寫的《青春玫瑰》電影主題曲《不褪色的玫瑰》嗎？這刻板印象，不斷被傳媒複述着，彷彿永遠不會有得到一點公正些的說法的時候。
五、六十年代有不少原創的粵語電影歌曲風格近粵曲而不類流行曲，這種作品，實屬優雅之作，比如電影《紅菱血》裡的插曲《銀塘吐艷》（後名《荷花香》），電影《蘇小小》裡的插曲《滿江紅》（後來有徐小明重新灌唱）就屬這一類，只是，即使在當時，很多人都不認為這些是流行曲。因此，早期粵語流行曲傳俗不傳雅，也包括不傳這一種類的雅。然而，上述兩首歌曲都是當時粵語大眾音樂文化裡的佳作，至於被某些人視為「老土」、「落伍」，則不過是一種文化偏見。就如上文提到的中國的七月初七之相對於洋人的2月14日，受某些文化偏見的影響使我們都轉為擁抱後者而遠離前者。又好比說，當國語時代曲的著名歌星張露以國語唱起《荷花香》，感覺似乎就會很不同（參見唐滌生王粵生合譜誇界妙韻）。文化沒有先進落後高級低級之分，只有當它牽涉及身份的認同與建構（比如是否以接觸這種文化為榮），涉及社會階級（比如是販夫走卒的玩意還是達官貴人的玩意），才會產生這些區別與感覺。說句題外話，許多產生於七十年代後期的「小調」風格歌曲諸如《鮮花滿月樓》、《世事如棋》、《換到千般恨》，而今同樣被視為「老土」、「落伍」，甚至被認為香港樂壇上就不應再有這種風格的新作出現，這同樣是與階級及身份有關的文化偏見吧！為甚麼搖滾、爵士、外國民謠風格的歌曲可以歷久常新、永遠高檔、永遠可以有新作，咱家的「小調」風格歌曲就是不成？是因為下述的聯想邏輯（它是怎樣的灌輸進我們的腦裡的？）？
小調→昔日中國→楚楚可憐的歌女→落後
搖滾→現代西方→充滿反叛的青年→進步
總括而言：忘記歷史向來都是危險的，早期粵語流行曲傳俗不傳雅的一段畸形歷史，背後所隱藏的是文化欺壓、階級角力、話語操控。不過，本文這樣着力要為早期粵語流行曲伸冤，澄清當時並非沒有優雅之作，只是傳俗不傳雅而已，但這卻不表示筆者認為優雅之作必然會比俚俗之作優秀，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命題，後者也就是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之爭。事實上，俚俗之作也常常很有文化價值和欣賞價值，莫要忘記幾千年前《詩經》裡很多作品都是俚俗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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