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的第五个能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
钱学森 此生惟愿长报国
2008年2月17日，钱学森荣获2007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中这样说到：“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至今，“我做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最高的奖赏。”这句忠诚告白仍在鼓舞激励着我们……
1950年6月的一天，美国华盛顿，一个年轻中国人的造访让当时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陷入了不安。年轻人刚一离开办公室，他立即拨通司法部的电话说：决不能放走这个中国人，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因为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1955年9月17日，美国洛杉矶港口，一艘名叫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轮船即将起航。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主任、世界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的得力助手携带夫人站在即将起锚的船头，他一手领着7岁的儿子，另一只手提着一把吉他。
他就是钱学森。
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曾非常满意地对大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会谈也非常值得。
已经97岁高龄的他，近年来很少出现在公众媒体面前，但他的名字却并没有被人们忘记，因为钱学森这三个字早已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是镌刻在了新中国航天事业的丰碑上。
“我是中国人，不能在美国呆一辈子”
钱学森，浙江杭州人，1911年12月出生。
1934年暑假，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学习。黄浦江浪涛滚滚，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他在心中暗暗发誓：“亲爱的祖国，今天我去美国学习，他日归来后我要为您的复兴而效劳。”
钱学森到达美国后，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勤奋好学，天资聪颖的他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因为当时美国的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习。
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决定追随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
第一次见面时，钱学森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教授的所有提问，他的敏捷思维和智慧，顿时给冯·卡门以深刻的印象。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老师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有人问：“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后来，钱学森称在这里的学习使他“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就和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而火箭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大家把这个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正是钱学森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
1945年，钱学森已经成为当时一位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 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用。而我一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走过罗湖口岸，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祖国。
“外国人能造的，中国人同样能造！”
到达北京后不久，钱学森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无比激动。
回国后不久，组织上便安排他去东北参观。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6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立志报国的信念。
参观期间，钱学森访问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特意从北京赶来接待他。陈赓热情地对钱学森说：“哈军工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在参观到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时，陈赓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人同样能造！”
陈赓听后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事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就此来请教他的。
回到北京后，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一个月后，力学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他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的措施。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高度的重视。周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院长。
这期间，钱学森还参加了《1956年至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钱学森担任了由12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组长。规划制定了57项重大研究任务，其中，特别把发展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作为重中之重的最急需项目。从而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60年，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了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实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建议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钱学森是位科学家，他为了回到祖国而奋力抗争；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员，但回国后的亲身经历，使他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1958年年初，钱学森郑重地提出了入党要求。1958年10月，在钱学森回国的第三年，力学所党支部通过了他的入党要求。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同年11月12日转正。30年后，他回忆到：“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钱学森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但他认为，最大的荣誉是自己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大会。江泽民、杨尚昆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序言。在这个序言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建国后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了一起。”
在钱学森的心目中，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钱学森多次说过：“我作为一名技术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都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便把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地捐给了系里，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
对于钱学森，人们常常把他与导弹、火箭、航空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其实，对科学大师而言，常人看来与科学完全不搭界的音乐、绘画、摄影、文学等，却是如影相随地常伴左右，成了他的终身爱好且有较高造诣，只不过鲜为人知而已。
钱学森年轻时就特别喜欢贝多芬的乐曲，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对我国古典诗词等文学作品也怀有极大的兴趣。“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钱学森常说。
然而，堪称科学和艺术完美联姻的则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和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蒋英的结合。
因为父辈为世交，钱学森和蒋英自幼青梅竹马，都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1947年，他们在上海喜结良缘，而他们的结婚“信物”――黑色三角钢琴，也一直伴随他们。
回国后40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要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钱学森也把熟识的科技人员邀去欣赏。
一个献身科学，一个从事艺术，双方并没有因在各自不同领域而“隔江相望”，反而互相促进、共同启发，堪称天作之合。
谈到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时，钱学森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时，钱学森总是自豪地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
1991年10月16日，钱老在人民大会堂授奖仪式上即兴演讲时说：“44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2005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向他简单介绍了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情况。
“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钱学森思维敏捷地说。
“好哇，我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温总理亲切地说。
钱老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
“您讲的很重要。”温家宝频频点头，接过话茬，“像您这样的老一代科学家不仅科学知识渊博，而且文艺修养也很高。 李四光先生生前就会谱曲，您也是一样。”
钱学森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科学工作往往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然后才是科学论证。而这正是艺术家的思维方法，即形象思维。他一再强调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道路，因为创新才是科学与艺术的共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