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劉天華作品的內涵，王國潼說出他自己的尋索歷程：
如王氏所說，在歷史條件的局限下，50年代，他還未懂得，60年代，文藝界在文革的狂飆裡，對劉天華的作品只有上綱上線的批判，例如指《良宵》一曲，產生的時代背景，竟是中共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1924-27）遭到失敗之後，正是「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而劉天華卻在1928年初的農曆大除夕之夜，即興譜出這首歡悅小調，可見其「反動」成份。
劉氏其他作品，在文革時，也被認為太消沉、頹廢，充滿小資產階級情調，並非時代強音。故此於60-70年代，王國潼在這樣的思潮下，也不可能領悟得到了解劉天華作品的正確途徑或恰當方法。
到了八十年代，王國潼不僅在多次的出國演出都拉劉天華的作品，也經常以劉天華的作品作為講學題目，到此，他才逐漸有所發現。這發現說出來也不是甚麼玄奧的東西，只是真理常屬平凡，卻反而使我們兜了許多彎路才發現它。王氏領悟到：活躍於二、三十年代的劉天華的二胡作品，跟中共建國後的二胡曲有一個根本的差別：建國後的二胡曲，創作者完全是以第三者角度去表現感情的，如《賽馬》，是表現蒙古族人在賽馬節日的愉悅，《草原新牧民》是表現草原新一代牧民的精神面貌的，等等。這些都不是發自作曲人一己內心的感受，而是揣摩別人的感受來寫的。劉天華的作品卻不是這樣的，他的作品純是作曲者發自內心的傾吐，有極深的藝術感染力。王國潼感到，要奏好劉氏的作品，非得先深入了解劉天華及其所處的時代不成。
王國潼為了拉好劉天華的作品，還十分仔細鑽研前輩或同輩二胡名家的演奏版本，從劉天華本人的兩首珍貴錄音《病中吟》、《空山鳥語》到劉天華的學生蔣風之、陳振鐸及其他二胡名家張銳、甘柏林的演奏，都一一仔細聆聽研究，汲取優點，也試圖彌補他們的不足。例如，蔣風之的演奏，較講求頓挫、韻味，深受昆曲和京劇程派唱腔的影響，可是，尚不足以還劉氏作品的真面目。
王國潼指出，劉天華的二胡曲，既有中國傳統民間音樂中的那種抑揚頓挫的、每個音都雕琢一番的韻味，卻還有講求大旋律的美感。
劉天華的十首二胡曲，王國潼是越拉越喜愛的，目前他有個心願，希望能錄製和種和樣的劉氏二胡曲全集版本，如純獨奏版、中樂伴奏版、鋼琴伴奏版、西洋管弦樂伴奏版等。
說起來，六十年代，大陸中國唱片社便出過劉氏二胡曲全集的純獨奏版，卻非一人奏遍十曲，而是名家薈萃，為一高水準的珍貴錄音。有機會，也真盼望有唱片司能將這輯珍貴錄音重新處理，翻成ＣＤ。
筆者也聽過王國潼這最新的劉氏作品演繹錄音，拿這個跟他在八十年代初的揚琴伴奏版本來比較，其風味轉變得更為平淡，這固然可能是王氏對劉天華作品的最新了解，也可能有別的原因，如新近這個版本是一中樂伴奏版本，每一首樂曲的演奏時間都比八十年代的那個版本長，事緣當中多了樂隊的過門及引子部份。未知以後的鋼琴伴奏版本、西洋管弦樂伴奏版本等，會否也是如此呢？
重聽回王國潼八十年代初的時候演繹劉天華作品的錄音，他的演奏甚為激情、怨懣不平，這份情緒比較接近六十年代中國唱片社那一輯大師的演繹，而簡單的揚琴伴奏，也絲毫未妨二胡獨奏的表現。
然而九一年的新錄音，則大量運用了民族樂隊的伴奏，雖然王國潼說，伴奏譜的編寫者，是長期研究如何為劉氏作品編寫好伴奏的專門人才，聽來卻仍是覺得不大滿意，不錯，樂曲的演奏效果是豐滿了，但二胡獨奏所具有的特殊魅力卻給犧牲了。
劉天華這一首作品，《光明行》是比較適宜以樂隊合奏的，所以是次錄音，這一首的合奏效果最好，但其他如《苦悶之謳》、《獨弦操》等，還是覺得以純二胡獨奏的韻味來得精彩些。
王國潼在這新錄音的表現還是不錯的。如《月夜》，其較平淡的處理，卻更注意弓法的輕靈無跡，活現了青石磚天階中夜賞月色的氣氛。《空山鳥語》一曲的伴奏，也編寫得不俗，而對於大部份中樂愛好者而言，這輯新錄音是能較普及的介紹劉天華的十首二胡曲的。